“我不排斥这种商业模式，这种设计规则，但我有我自己的坚守，我更愿意做带着东方特质的、带着浓浓禅意的、温文尔雅的书。”

　　朱赢椿展示着他的工作室(书衣坊)天井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当下的满目落叶，一张是初搬进去时的一览无余，为了说明设计上的感悟——太满不好，要有留白。

　　当年，《不裁》为他赢得了德国莱比锡书展“世界最美的书”的荣誉，但是现在，他反而不大愿意提及它，因为他一直在想是不是他的设计太过繁复，遮蔽了书本身的内容，他越来越觉得过度设计要不得，现在他强调的是克制，“少一点，再少一点”。

　　朱赢椿说，现在书店里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印着大字、设计得花花绿绿、满满当当的书，会让人产生烦躁感，但这也不能都怪封面设计师，他理解同行的难处——一来封面设计报酬不高，接了很多活，不可能静下心来细细设计；二来客户(出版商)会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分秒必争，图书设计要顺应时代潮流”，还有“书就卖一张皮，你一秒钟就要让它抓住读者，要有冲击力，把所有书压倒，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眼球经济”。朱赢椿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有底气有资格对着他们说不。他说：“我不排斥这种商业模式，这种设计规则，但我有我自己的坚守，我更愿意做带着东方特质的、带着浓浓禅意的、温文尔雅的书。”

　　他给我看最新出版的《蜗牛慢吞吞》，这本书与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的《蚁呓》一脉相承，都是由周宗伟撰写富有哲理的小段落，朱赢椿亲自绘图并整体设计。封面也是基本白色，只有一只小蜗牛在书的左上端，而对着光线，可以看到书封书背都有一条弯弯曲曲的UV亮线，好像蜗牛爬过的轨迹。

　　打开书，优雅的淡彩绘图配着短短的文字，到处显露着“留白”的用意，这才了解到原来他竟然不是设计科班，而是国画出身。全书讲蜗牛的“慢”生活，讲勇气、友情、坚强和包容。养鱼、养蚂蚁、养蜗牛，或许跟蜗牛一样，在面对这个快速而嘈杂的世界时，朱赢椿也想反其道行之，想慢一点，静一点，少一点……

　　书籍设计是为作者服务

　　新民周刊：现在一些所谓畅销书，封面上的字越来越大，为了造成冲击力图片做得很耀眼很满，你觉得是设计师被出版商绑架了吗？

　　朱赢椿：是出版社和图书发行销售部门一种想当然的引导。他们觉得越大越跳越抓人眼球，实际上读者并不这么认为，他手捧了一本内容不错但封面招摇的书在地铁上看，他也会觉得不自在不舒服。当然读者也分很多种，有的可能就喜欢这样的，浮躁的人群。像机场，这样设计的书特别多，看过了就扔，实际上那种书也未必设计成那样就好，但形成一种共识以后，力量就大了。也有人来请我设计那样的书，我说上海包装设计我不行，我还是想温和一点，不要那么猛。书最终还是要拿到家里看的，不是在书店里看的，很多出版商注重的是刹那之间吸引读者把钱掏出来，拿回去看不看他就不管了。

　　新民周刊：你在设计封面时，会通读一遍书的内容吗？

　　朱赢椿：以前不看，因为赶嘛，做很多书。现在一定会看，而且还会见一见作者，聊一下。书籍设计不是自己画一张画，你是为别人服务的，建立在别人的文本的基础上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文字只是当作你设计的玩弄的一个素材，那么这是对作者极大的不尊重，对读者极大的不尊重。所以我不但看内容，还要见作者，我想让作者解释一下，想表达什么，然后找一个好的切入点，这比较难。有时候设计师表达得太多，反而会曲解了作者的本意，因为设计师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在这一个方寸之地(封面)就把整本书的内容说出来，但一般出版商就想用封面起到这个作用，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功能让给腰封，很多人不喜欢腰封，但我还能接受，腰封其实是对封面的保护，只是不要过多夸大的广告。

　　新民周刊：你以前设计的一些书会使用奇怪的开本，奇怪的纸张和装订，比如毛边，比如裸露书脊等等，印刷厂会不会觉得很烦，特别讨厌你？

　　朱赢椿：我现在觉得不要以怪异的形态、特殊的设计来为难印刷厂，而是更多要求印刷厂把图像印清楚，把文字印清楚，把装订做好，把手感做好。这个比独特设计、比怪开本更重要。我曾经做过一本《傅雷家书》，当时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我刚获了奖，这个书已经有了十个版本，他们想要做一本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我就想点子，因为这本书里面分成两个部分，傅聪和傅雷分别写信，儿子写给父亲的信短一点，父亲写给儿子的信长一点，于是我把书设计成大小开本——前面是横排的，后面是竖排的，一边短一边长。看起来好看，读起来不舒服，而且容易脱裂。大家觉得很新颖，但是对我来说，设计上过度了一点，读起来不方便，也不利于收藏，工艺太多了，容易坏。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我是有愧疚心的，一直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

　　还有一本书叫《逝者如渡渡》，边打毛，做旧，一个封面用四次来表达，当时自己洋洋自得。但我到了印刷厂，书放在地上就像被人家踩过一样，比包装纸还脏，作者花了这么多年写的稿子，到我这里变成了这样，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用的是硫酸纸，装订完以后就卷，没出厂，翻了一天就卷了，很多读者拿到家也卷。这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可以说这就是创意点子太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说，点子不是坏东西，但别把所有的点子都放在上面，都放上去就成了麻子了。

　　新民周刊：要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朱赢椿：我现在锐气少了，更平实一点。思虑越来越多，元素越来越少，工作量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小，这里说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是我做好多好多本书而是做一本书的时候工作量很大，以前是一天做两本书，或者一天可以做三本书，现在一个月，甚至一年才做一本书。《蜗牛慢吞吞》我就画了一年多。

　　我喜欢听读者抱怨

　　新民周刊：你觉得读者能读懂设计师的匠心吗？有的书设计得很独特，可是会搞得读者云里雾里。

　　朱赢椿：如果读者误读，很有可能是设计本身的问题。设计应该有个性，但要放下我执，不能低估读者的审美能力。设计师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平，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先放下设计，再做设计，把设计抓得太紧，必然不是自然的设计。如果做概念书可以，但是以文本为主的书，就过头了。

　　新民周刊：你很注意收集读者的反馈意见，你觉得他们说的有参考价值吗？

　　朱赢椿：比如有读者会说：“因为字小，版面很雅致，可让不让人读了，你们设计师完整读过自己设计的书吗？”“封面纸用得好硬，昨天我的手被书页划伤了，不过书的内容还好，没舍得扔。”这些抱怨也有价值，我喜欢跟读者对话，我觉得设计师不能把读者的感受抛到一边，只管自己的设计。

　　新民周刊：我很好奇，设计师的生活是怎样的？

　　朱赢椿：我不像一个典型的设计师，我也很少跟设计师扎堆。我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影响比较大，力求把生活过得自然一点。我喝茶，弹古琴……这样的生活能让人慢下来，我从来不加班不熬夜。我后来自己做，做得慢，又不跳，所以客户越来越少。

　　新民周刊：面对电子书的冲击，作为书籍设计师，你是否有危机感？

　　朱赢椿：报纸杂志没有收藏方面的需求，会更困难一些，但只能面对它。书的数量也会下降，所以我们更要注重书的品质，装帧好一点，会有一部分人喜欢。但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你看90后的孩子，他的阅读从一开始就来自网络，习惯了电子，看书反而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