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5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3月的数据，与2015年2月的53.2相比，BCI在本月反弹至56.6（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目前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设在了7%，比去年的7.5%（政府目标，非最终值）有所下调。而权威性的国际经济机构也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例如2015年1月13日，世界银行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慢至7.1%，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降至7%和6.9%；另上海包装设计外一家权威的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提出了更低的预测值，其在2015年1月20日表示，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6.8%，2016年的经济增速仅为6.3%。

　　从目前已公布的信息来看，今年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开局不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仅为6.8%，上次低于这一增速的时间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正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

　　固定资产投资的状况更不理想。数据显示，2015年1、2两个月（由于春节因素，政府将1月和2月的数据合在一起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速为13.9%，这是近15年来最低的数字（是与每年头两个月的数据比较，后面亦然）。同时，这也是自1992年有该项数据以来第4低的数据，其他3次数据的值分别为1996年的7%，1998年的10.2%和2000年的8.6%。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投资，因此目前公布的数据为今年的经济增长蒙上了雾霾。然而，与市场的悲观气氛不同，BCI在本月是小幅上升的。这里需要提醒一下，BCI是一种表达企业对短期运营状况的指数，一般询问的是企业预期未来6个月与去年同期的比较结果，因此当BCI出现上涨时，这往往意味着受调查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经营预期向好。从指数的设计上说，BCI本身就是一个前瞻指数，对短期的企业运营和经济状况有预测作用。

　　BCI及其他指数

　　我们发布的BCI，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分指数本月出现了全面反弹。销售前瞻指数由2015年2月的69.5升至本月的76.1；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从2月的55.8升至本月的57.1；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为44.5，虽然还在50以下，但比上月增加了4.5；最后，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实现了反弹，由40.7上升至45.1。

　　从从BCI和BCI的四个分指数来看，未来6个月，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不但会企稳，甚至还有希望小小的超越人们的预期。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种预期的改善是如何实现的？假如这是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那么这对中国经济将幸莫大焉；但也有一种糟糕的可能，即企业认为政府将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虽然政府可能嘴上不说），例如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速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促使银行放松对房地产的贷款，放松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放松对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等等，这里面的有些政策已经开始推行，例如降息和放松对按揭贷款的限制（2015年3月30日，政府宣布调整房贷政策，总体的倾向是放松了对房贷的限制），有些还在维持，但市场对其解除抱有希望，例如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假如政府继续放松政策，那么现在扩张的公司将是“踩准了点”，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将是再一次的饮鸩止渴，也违背了李克强总理之前的表态，“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

　　在BCI之外，我们在问卷中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关于企业运行的问题，并制成了相应的指数，下面来看看这些指数。

 　　首先来看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消费品价格前瞻有所下跌，从2月的53.1滑至本月的52.7；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则有所上涨，从2月的36.8升至本月的39.5。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有所变化，但整体态势没有变化。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消费品价格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但对中间品的价格依然悲观。

　　由价格端的指数可以看出，目前在居民消费领域，通胀非常温和，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在工业品等领域，价格非常疲软，由此可见这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下跌，从上月的66.3跌至本月的64.1；企业招工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上升，从上月的65升至本月的66.7。这两个指数长期都表现不错，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虽面对诸多困难，但还能灵活应对，有利润，需要扩大生产，要是这样，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另外一种可能和上面说过的内容相似，假如企业认为政府会实行大规模的救市政策，那么其逆周期操作就是理性的，但这种个体理性汇聚所带来的将是集体的非理性，这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绝非福音。

　　然后是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企业在该行业所处的地位，指数越高，其在该行业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3月该指数为68.8，比上月的69.8有所下降，但继续维持在高位。自我们开始调查以来，该指数未曾跌至50以下，50至60仅有1次，而70以上高达19次。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因此这表明所涉企业的状况好于所在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应该比我们数据所显示的状况要差一些。

　　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最后我们来看成本端的指数。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和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本月都有些微下降，前者由2月的85.8降至本月的83.4，后者由2月的78.6降至本月的76.6。在2015年1月，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曾高达85.7，但该指数最近快速下滑，这可能与近期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有关。企业用工成本在今年也有下滑，1月份该指数为89.1，现在是83.4。

　　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可能仅仅处于开始的阶段。自2011年9月长江商学院开始制作BCI以来，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仅有一次低于80（2012年12月，78.6）。实际上，在早期的BCI原始数据采集中，曾有过样本的变动，但样本的变动对用工成本前瞻指数毫无影响（对另外一些指数则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很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现象。

　　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的减少，而劳动力的减少与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直接相关，例如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养育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导致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除此以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中国还有一个颇有特色的因素，就是计划生育。关于计划生育的是是非非在这里不多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劳动力在求职市场中的博弈能力，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在压力面前，企业要么就提高效率，吸收这部分成本，甚至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过去由人来做的工作；要么就只好转移生产地，迁往成本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或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要么只好关厂清铺，拿钱去找新的投资项目（股市？楼市？）。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从逻辑上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当经济发展开始启动时，过去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第一产业的占比下降，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城市化也随之而来。但在改革开放早期，劳动力多而就业机会有限，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博弈能力较低，所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大量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基础设施开始改善，城市化不断进行，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也随之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日益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企业，尤其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企业，其招工、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有些企业可以升级换代，但很多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因此它们就开始了迁徙。二战之后，这些企业先是在日本经营，后迁至韩国、台湾、泰国等经济体，在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这对出口企业是极大的利好，而且中国庞大的人口似乎拥有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外商出口企业大量进入中国。韩国等地之前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进入了更高的价值链，因此大量低端出口企业迁至中国对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当时没有完成向高端价值链的跃升，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其竞争力又弱于中国，因此其出口和经济增速很快就受到了影响。

　　泰国和韩国

　　这里我们要详解一下泰国和韩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在1960年代同为经济落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状况在此后的几十年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值得当今中国思考的。

　　先来看泰国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27.6亿美元和100.9美元（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数据皆以现价美元为单位）。从1960年到1993年，泰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2.7和10%，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1250亿美元和2153美元。

　　再来对照韩国看，1960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38.9亿美元和155.6美元，和泰国基本上处于一个起跑线。从1960年到1993年，韩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5和13.5%，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3920亿美元和8869美元，两国已经拉开了差距。

　　1994年，人.民.币贬值50%，而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69美元，只有泰国的22%，韩国的5%，因此在低端制造业上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虽然泰国的出口此后还在增长，但增速大不如前，以1994年为中心，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泰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3.3%，而1994年至2003年，该数字降为了7.8%。对照看中国，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5%，而1994年至2003年，在基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不降反升，达15.4%（中国的出口数据来自Wind资讯）。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都受到了沉重打击。1996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1819亿美元和30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1119亿美元和1837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40%。

　　韩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96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6034亿美元和132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3765亿美元和8134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39%。

　　然而，此后两国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泰国的GDP增长缓慢，直到2006年才达2071亿美元，突破了1996年的1819。人均GDP也是在2006年（3143美元）才突破1996年的3055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触底，此后泰国和韩国的经济状况都开始反弹，这也就是说，泰国用了8年时间才回到1996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再来看韩国的状况，韩国经济在1998年触底后反弹较快，2002年其GDP就超过了1996年的前期高值，人均GDP在2003年超过了1996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假如从1999年开始算，韩国GDP只用了4年就得以恢复，人均GDP多花了1年，5年时间得以恢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韩国GDP为13046亿美元，人均GDP为25977美元。泰国2013年GDP为3873亿美元，人均GDP为5779美元。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韩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摆脱贫困的目标，还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国家往往无法在低端产品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在高端产品上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泰国虽然实现了脱贫，并一度发展势头良好，但最终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与韩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有趣的是，当年人均GDP远大于中国的泰国，如今已被中国反超。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807美元，比泰国多18%，这意味着当年中国对泰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今天已逆转。

　　在现在的韩、泰、中三国中，韩国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三星电子是苹上海品牌设计果公司在全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现代汽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知名品牌，韩国在造船业也是实力强劲。另外，韩国的流行文化也非常繁荣，2012年歌手朴载相的《江南Style》曾风靡全球。

　　泰国近年来经济连续发展，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已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更为棘手的挑战，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序列。

　　“中等收入陷阱”

　　之前笔者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讲述了泰国和韩国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今天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否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就可以解释的。当年中国影响了泰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但这绝对不是造成泰国日后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一个经济体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处理这些困难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优势会消失，那么如何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并沿着价值链继续向上攀爬，就成为了每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泰国和韩国早期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当经济发展后，劳动力不再廉价，这时候旧有的模式就不再可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假如希望经济在长时间内持续健康发展，那么一些制度就是必要的，例如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法治、能高效分配资源的金融体系等。每个经济体品牌命名都知道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但其真正所做成的那些部份才会决定其未来的经济状况。

　　现在，中国那似乎“永不枯竭”的劳动力开始变少了，每年春节后关于各地招工难的新闻报道满天飞，而且这些劳动力离“廉价”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据媒体报道，雇主现在奖励那些为公司带来新员工的人，新来的员工住在条件更好的宿舍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热水，除了一般的薪水外还有红包等等。要是一些技术要求高的职位，5000以上的月薪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重复过去泰国和韩国所走过的路。不论是从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去看，还是从我们的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去看，中国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正在“越来越不廉价”。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低端制造业走后，中国还剩什么？什么将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的人均GDP离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的发展空间仍很大，未来经济会保持一种中高速的增长状态。但通过泰国和韩国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均GDP的差距只是代表一种发展的可能程度，并不必然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假如真是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那么我们在1993年完全可以说泰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会超过韩国，因为其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除了泰国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人均GDP相对值下滑的国家，比如阿根廷。根据麦迪森项目（MaddisonProject）的数据，在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2875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计价，本段美元皆使用这一单位），而当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在内的西欧12国，其人均GDP为3155美元，美国的数字稍高，为4091美元。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阿根廷是标准的发达国家。但到了2010年，阿根廷、西欧12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变为了10256美元、21793美元和30491美元。从数字上看，阿根廷与西欧12国和美国的差距无疑拉大了不少。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而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何中国在很多重要领域（例如金融业）并未取得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亦可腾飞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态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实”即将食尽，企业面临挑战，整个经济也面临挑战。

　　对于这个挑战，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战胜挑战的资源，例如目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19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但问题也在于，中国仍然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制度改革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例如我们的金融系统从总体上依然维持着旧有的格局，没有建立一个多层次高效的金融体系，而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要尽快去进行一些制度改革，至少要在近两年制定出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并用5年左右的时间去贯彻这一方案。另一方面，也要为企业的转型去减压，“腾笼换鸟”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过程，但假如企业的短期压力过大，出现旧的去了，新的没来，那么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如何采用一些短期的政策去有效的给企业减负，同时尽可能的让这些政策不成为套利者的乐园，这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