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你的经历非常有趣，曾经当过精神病医生。（海菲兹：是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领导力的教学或者研究工作的？

　　海菲兹：从少年时我就开始对领导力感兴趣，因为我成长在美国政治的一个戏剧性时代。在我小时候，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马丁?路德?金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从事社会活动，旨在改善美国社会的少数民族的条件。

　　我17岁的时候，还在上中学，放学后会去为罗伯特?肯尼迪，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亚的竞选活动助选。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他遇刺的那个晚上，我就在那个酒店（1968年6月5日，正在竞选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一酒店遇刺—作者注）。

　　因此，政治觉悟和政治领导力面临的挑战，是我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母亲在1938年才逃到美国，之前生活在纳粹德国。因此，我一直知道魅力型权威的危险。

　　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开始接受外科训练。我的专业是神经外科，跟我父亲一样，他是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但是一年后，我请了一年假，去纽约的朱莉娅音乐学院学习。

　　刘澜：你去朱莉娅学习，不是因为面临职业上的抉择吗？

　　海菲兹：不，我是面临抉择。

　　刘澜：所以你想探寻哪一个是正确的选择。

　　海菲兹：我上音乐学院时，兼职做医生来维持生计。我能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的一所大监狱，叫做莱克斯岛监狱。作为医生，我的任务是为进监狱的所有人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几百个人被送进监狱。我的任务是检查每一个人。法律规定他们有体检的权利。

　　很快，我发现了社会病理学的模式：大多数进监狱的人都是穷人。很多人是少数民族。很少有纽约的富家子弟。几乎每个人都属于弱势群体。 因此在监狱里，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职业，开始思考是否有方法来提高公共领域的领导力的品质，以解决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当体制层次上的医生，而不是个人层次上的医生。对我而言，我的工作仍然像是医学，解决重要的人类问题，治疗公共领域的“疾病”—社会问题。只不过我现在的方式是帮助其他人更好地实践领导力，来解决公共难题。

　　于是我有两年时间告别医学，重新思考事业，自我设计了一个政治领导力或者商业领导力的培训项目。那段时间，我得到另一份医生工作，为纽约的大公司的总裁们检查身体。他们每年一次，到曼哈顿一家大诊所体检。这段经历使我有机会跟很多高级经理人对话。

　　刘澜：但是主要是身体上的检查，对吗？

　　海菲兹：主要是身体上的。但是我会超出体检的范围，花上一个小时跟每个人谈话，来了解他们如何管理工作压力。这加深了我对领导力和组织生活的兴趣。

　　然后，作为我自己的培训项目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1978年的美国，没有关于领导力的培训项目，没有博士课程，没有大学研究领导力—我回到医学院学习精神病学专业。我认为精神病学能够教我一些东西，可以应用来解决领导力的难题。在精神病学里，我主修群体和家庭系统。 之后我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了一个跟你的项目类似的项目。在1982-1983年，我完成了资深硕士（Mid-Career Master）项目。然后我留校任教，发展领导力培养课程和领导力理论，25年了。